徐文瑞

原民性與當代藝術：幾個策展反思

作為一個策展人，策劃一檔關於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的展覽，最難通過的瓶頸是什麼？特別當你是一個外來者，你的族群身份和教養背景，可以「正正當當」地歸類為「主流」藝術圈的策展人，而這意味著你是四百多年來「殖民者」的後代？這提問方式，我無意簡化一個策展人所可能面對的各式各樣的複雜性，至少就身份而言，每一個人都主動被動地、有意無意地處在有力者或劣勢者的位置、性別、族群、國族、階級等等，不一而足，更何況人生的不同階段，透過自省、外來衝擊、偶然的境遇，或無意間的醒悟，多少會調整自己的身份認同，從而改變自己與他人的關係、改變政治立場。我們這個時代可以稱作「身份認同的永恆革命年代」（the age of perpetual revolution of identity）。

這個演講裡，我想討論我遇到的兩個瓶頸，在策劃「當斜坡文化遇到垂直城市：大山地門當代藝術展」的過程中所苦惱的兩組問題意識，以及我在這過程學習體悟到的「解決方案」。第一個瓶頸，是「外來者」問題，擁有特殊文化權力的外來者，通常這意指主流藝術圈的權威性，這樣的外來策展人策劃原住民當代藝術展覽，不可避免地進入了人類學者所謂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在我的描述中，這個接觸地帶不是一個主流美術館遇到被殖民的原住民族群，也不是一個學者（民族誌者？）遇到他的研究對象，而是一個「自由」（freelance, independent）策展人遇到「本國」原住民當代藝術家，同時又在這相遇中，逐漸把自己是平埔族（熟番）後代的身份放入藝術考量，利用不斷的對話（多少檳榔小米酒，參雜著辯論搞笑？）推進的過程。在我的描述裡，「地帶」不是地理物理的概念，而是接觸過程的動態所形成的場域。這場域，就是展覽的全部。

第二個瓶頸，簡單說，就是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嚴重欠缺自己的美術館、博物館，以及自己的藝術史和論述。缺錢缺人缺政策，當這些日常的短缺慢慢被回填，但又頻繁出現時，我注意到原住民當代藝術館和藝術論述的缺口，變成效應擴大、越加緊急而致命。原住民藝術家的創作很少回饋到當代藝術體制和過去百年來的藝術發展的反思。什麼是藝術、當代性、原民性、藝術與社會的關係、藝術與政治？這些問題的答案都不應該在「全球」、「現代」、「世界主義」的框架下，直接進行理論的反思，而必須以「很在地」的態度、接地氣的方式、歷史化的過程，才能有條理的勾勒出來。

從題目設計，「當斜坡文化遇到垂直城市」，到展覽形式，「打開文化園區的傳統家屋和類白盒子空間，藝術家們各自做一個個展，凸顯自己的創作脈絡，並回應時代和環境的提問」，到展覽畫冊、論壇等等，這個展覽多方面地表現策展人如何解決上述兩個瓶頸。

人類學者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在〈形形色色的原民經驗：離散、原鄉、主權〉一文中強調，原民運動所展現的原民性，需要從不同的、變動的時間空間規模，交纏互動的、離根又生根的過程中來理解，才能彰顯不斷消長的身份認同，使「原住民」從中浮現出來。展覽只是在這現身過程中的一個小環節，但也是一個真實的環節。作為當代藝術策展人，我習慣邊做邊想，讓深度思索，大膽實驗，讓事情發生。當代展覽的這種不穩定結構，加上藝術家們的動力和機構的願意嘗試，使這個策展行業變得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