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佩怡

製作南方：「南方」作為台灣當代策展之方法

南方，從來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地理區位指稱，更多與地緣政治與文化相關。相對於北方，南方通常被賦予負面意義——他者、邊陲、弱勢、隱形、被剝奪、被殖民、被犧牲等；儘管如此，南方也可被視為活力之地、救贖之所與另類烏托邦，具有翻轉現實的可能。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概念從政治經濟之考量轉向全球藝術視野下注重非西方地域的在地文化脈絡。八零年代中期的哈瓦那雙年展提出橫向連結的「南－南結盟」（South-South），以繞過歐美藝術的仲介；日惹雙年展2010年發起長達十年的「赤道計畫」（#Equator），邀請赤道地區國家交流展出；2017年第十四屆文件大展「向雅典學習」的主題，正是將南方現況作為理解全球新自由主義資本運作的視角，並且以雜誌《南方：一種心靈狀態》（South as a State of Mind）作為收集 / 展現 / 討論地緣政治邊緣、非主流之藝術的平台。

對台灣而言，「南方」一詞既是台灣自身的地理文化位置，更是在相異的歷史階段中，作為多重地緣政治與文化意義體現的象徵。「製作南方」變成一種實現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需求：日治時期「大東亞共榮圈」主張之下提出台灣作為「南進政策」的重要基地；1993年李登輝總統的「南向政策」（Southern Policy）結合經濟與外交的南向；2016年蔡英文政府主張「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在文化意義上將台灣置身於南方，往東南推向南洋（東南亞），也往西南連結南島語系（原住民）。

曖昧多義的「南方」在文化展演之中持續現身，同時文化展演也不斷拓展「南方」之於台灣的多面向意義：從地理區位到台灣內部的南北不均，到全球南方相關的現代性與生態議題，再到東南亞與南島語系等。本報告將觀察分析近年來幾個與「南方」相關之策展實踐，例如「南國．國南－台越藝術家交流計畫」（齁空間與Zero Station，2012－2013）、「南方：問與聽的藝術」（高雄市立美術館，2017）、「南方以南：南迴藝術計畫」（南迴四個鄉鎮多處空間與活動，2018）等，探討台灣作為一個多重殖民歷史的國家，置身於強權環繞的地緣競爭，「製造南方」作為策展方法的驅動力為何？是自我認同之探索，抑或符合政治正確？歧義 / 異議的「南方」概念如何影響當代策展？「南方策展」實踐可能成為翻轉的利器，去動搖傳統慣習呈現邊緣地區藝術的方式，還是僅僅強化全球化藝術世界的現有階級？